從花蓮舊地名看住民歷史
花蓮從前有好多個名字
花蓮自古以來即是一個多族群分布的區域,加上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,從地名便可看出這個現象:有原住民的地名(如:馬太鞍)、漢式的地名(如:順安)、日式的地名(如:瑞穗)及深富政治意味的地名(如:光復)。從前對花蓮的稱呼相當多,有「李奧特愛魯」、「哆囉滿」、「崇爻」、「澳奇萊」、「奇萊」、「洄瀾」、「花蓮港」等。
所謂的「李奧特愛魯」(Rio Duero)是明朝弘治年間葡萄牙人航海經過東台灣時,對花蓮溪附近區域的稱呼,其意為「產金之河」。而「哆囉滿」則是西元十七世紀,西班牙佔據台灣北部(西元1626至1642年)時留下的地名,當時曾留下紀錄談到台灣東部海岸的Turumoan(音譯為「哆囉滿」)有很多的沙金,北部金包里(今台北縣金山鄉)的凱達格蘭族人(Ketagalan)常常到此地進行交易,這大概就是「哆囉滿」地名的來源。
而「崇爻」(Tsongau)在清代的文獻中常可見到,其地名來自於昔日阿美族人(Ami)對溪邊居住在中央山脈進山地區的太魯格人的稱呼。「崇爻」是「猿猴」的意思,因為太魯閣人攀登非常敏捷,漢人以為它是地名而流傳下來。而「洄瀾」則是來自於早期移民者的經驗,當來自於今宜蘭縣的漳州人乘船來到花蓮溪口時,見到溪水奔注與海浪衝擊呈迴旋狀時,脫口而出「洄瀾」(Huelien);由於漳州人以河洛話的俗音唸「花」為Hue,「蓮」為lien,因此後來把「洄瀾」改成諧音的「花蓮」。到了泉州人進入花蓮後,改以河洛話的正音來唸,把「花」讀成Hua,而出現今天的「花蓮」(Hualien)的地名;而溪水入海口的北側聚落就被稱為「花蓮港」。
花蓮還曾被稱為「澳奇萊」或「奇萊」。傳說從前在花蓮市區居住了一支原住民族群,他們自稱為「撒基拉雅」(Sakiraya),當時西班牙人以為這是個地名,因此寫成了「沙奇萊亞」(Saquiraya)。後來漢人因聽不清楚發音,寫成了「澳奇萊」或「奇萊」。而在清代的文獻中,有「均榔」、「筠郎耶」、「今老耶」等稱呼。
美崙山的神話
按先後時間而言,在花蓮的先住族群以千年前的阿美族、太魯閣族最早,前者從豐濱海上登陸,後者從中央山脈翻山越嶺而來。松園所在的美崙山,阿美族人舊稱「八犁克」(Palik),是阿美族神話的原鄉。我們很難想像現在每天千人以上例行運動的小山崙,路邊不經意的荒草樹石中,恍惚記憶著上古神物慢走的痕跡。
傳說阿里卡該(Alikakay)是個身體碩大的巨人鬼神,祂金髮、碧眼、毛胸、藍膚、身材巨大,能夠站在海上呼風喚雨,改變天氣,時而盤踞在美崙山上,做惡人間。奇萊平原(昔日花蓮市)各族人奮力與之對抗,隔著水草豐美、泊泊泉流的美崙溪,戒慎恐懼的生活著。族裡的巫師用台灣茫「希納里迪」(hinalidih)結界,畫神聖與世俗空間,從此,阿里卡該不再四處捉弄與作怪,相反的,用他的廣大神通,幫助族人生活。
昔日主人/撒基拉雅人
撒基拉雅人的祖先是從東海岸的鹽寮(今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)附近上岸,渡過湍急的花蓮溪,來到了今天花蓮市的西邊,開始在奇萊平原發展。撒基拉雅人在花蓮市區發展得很快,尤其在現在的花蓮車站到四維高中一帶。為了保護族人,防止外人入侵,他們會在部落的外圍種植刺竹,把生活空間層層地包圍起來。根據該族長老的口傳歷史,他們每八年就會產生一個「年齡階級」,而每當最年輕的年齡階級出現時,就種一圈刺竹,因此到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是延伸進入後山(光緒元年:西元1875年)時,刺竹已長到五、六十公尺的深度了。
最初,撒基拉雅人的大本營在四維高中一帶,稱為Dagubuwan(即「達固部灣」),在清代的文獻上稱為「竹窩宛」。隨著人口增加及耕作等需要,慢慢地形成了六個主要的部落:即大本營的Dagubuwan、Navaguwan(位於今花蓮舊火車站一帶)、Chihaugan(即「飽干」今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Damasaiidan(今花蓮市北濱街)、Duabun(即「大笨」,今花蓮港口附近的華東路一帶,又稱為「美崙鼻」)與Bazik(今美崙山麓)。當時在Dagubuwan裡面有五個頭目,為政治中心的領導者,負責部落內所有的政令與事務。
蘇澳加禮宛社的噶瑪蘭人,在道光二十年(西元1840年)左右,分成陸路、海陸前往後山的奇萊平原。當時,在今花蓮市的美崙山麓及平原地帶居住著撒基拉雅族人(Sakiraya),當他們經海路在鯉浪港(今美崙溪口)上岸而想定居於此地時,雙方曾因美崙溪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。因為這條河川是撒基拉雅人重要的捕魚區,後來經過談判,雙方和平解決;加禮宛社眾渡過美崙溪,會合由陸路前來的族人後,卜居於今新城鄉嘉里村。由於當時移居人口中已加禮宛社丁口最多,而且又以其為主導,因此以「加禮宛」來命名這個新建的部落。
後來,噶瑪蘭人和撒基拉雅人和睦相處,並曾從十六股(今花蓮市「延平王廟」附近)出共同打擊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,甚至追擊到現在的秀林村(今花蓮縣秀林鄉)附近,可謂相當英勇。
漢人抵達
東部花蓮的開拓,在時間上晚於西部近兩百年,十七世紀時代的漢人認為過了基隆便無路可走,只能搭小船沿海而行,到了新城附近,便人煙罕至。十八世紀時期,花蓮仍然屬於原住民的活動範圍,到了十九世紀後期(1870~1890年間),漢人社會才在東部逐漸成形。
在文獻記載中,早在清康熙三十二年(西元1693年),漢人合賈(股)往來沿海貿易的陳文、林侃因為遇到颱風,使得船隻飄到了奇萊,而與當地的「番生部落」交易,並居住了一年,這大概是漢人跟撒基拉雅人最早的接觸記載。而到了康熙三十五年(西元1696年)冬天,擔任雞籠(今基隆)通識的賴科,因為常在社番之間出入,得知後山有番人居住,而想跟他們交往,因此跟七人為伴,晝伏夜行,經過數十個番社,並翻越崇山峻嶺到達後山,當時曾使均榔(即撒基拉雅)、斗難(今荳蘭,在花蓮縣吉安鄉田浦、宜昌、南昌一帶)、竹腳宣(即七腳川,今吉安鄉太昌村一帶)、薄薄(今吉安鄉仁里村一帶)、芝武蘭(即泗波蘭,在今花蓮縣壽豐鄉港口村一帶)、機密(今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一帶)、貓丹(即馬太鞍,在今花蓮縣光復鄉大馬、大華一帶)、丹朗(即太巴塱,今光復西北富村一帶)、水輦(今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一帶)等九社附阿里山鄒族(Tsou)向清廷輸餉,但並無漢人拓墾事蹟。
拓荒開墾紛爭不斷
直到清嘉慶十七年(西元1812年)八月,來自噶瑪蘭的漢人李享、莊找奇萊一帶募佃墾殖,因為侵犯到撒基拉雅人的地盤,使他們不愉快,所以在道光四年(西元1824年)撒基拉雅人發動了攻擊,而李享等人只好放棄墾地,走避於南勢(今吉安鄉)。到光七年(西元1827年)五月,吳全等人又從諸社購得北起得其黎(今花蓮縣新城鄉立霧溪流域),南至大鼻(即大笨、美崙鼻)之地,並且招募佃人繼續開墾。結果,又遭撒基拉雅等原住民襲擊,加入的墾民入墾瘴癘之地後發水土不服而生病,甚至死亡;不久,吳全因罹患疾病而去世,使得諸佃恐懼,不安耕作,許多人因此逃回噶瑪蘭,或南下進入秀姑巒阿美的勢力範圍,於是多年經營的耕地又變成了荒蕪之地,而李享、莊找亦不知所終。
咸豐元年(西元1851年),以黃阿鳳為首的一干人招募二千二百餘名漢人入佃十六股。後來黃阿鳳因為水土不服而病死,其餘漢人則繼續從事開墾;到了咸豐八年(西元1858年)的六月,墾眾與撒基萊雅的Dagubuwan發生衝突,最後在漢人同意每月供給酒及若干布疋的條件下雙方談和;但在同治三年(西元1864年),雙方又發生爭端,直到同治六年(西元1867年),在漢人死傷半數而力屈敗走後才落幕。
但外力的衝擊並未完全結束,隨著廷「開山撫番」政策的推動,撒基拉雅人的命運命運從此改變。
族人面臨外力入侵
同治十三年(西元1874年),發生日軍進犯南台灣的「牡丹社事件」,為避免外國勢力對後山地區的覬覦,清廷開始注意到台灣後山的經營,而著手「開山撫番」。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,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式進入後山,並在各地駐紮軍隊,同時也鼓勵漢人到後山移墾,使得後山的原住民族群受到更大的出衝擊。
光緒四年(西元1878年)三、四月間,在美崙溪北邊的加禮宛社因陳輝煌以官均身分招搖撞騙,又按田勒派,詐索加禮宛社的噶瑪蘭人不少金錢;又發生官軍購買土產時過於欺壓,且有凌辱婦人之事發生,使其忍無可忍,乃聯合與其關係良好的撒基拉雅人共同抗清,而爆發了「加禮宛事件」。
根據撒基倆人的口傳歷史,當時因為Dagubuwan外圍有深厚的刺竹林保護著,加上只有兩個對外的通道,不容易進攻,使清軍傷透了腦筋。後來,因為與他們敵對的Vaguai(從其發音來看,可能是指Dalugu族的木瓜番)向清軍密報兩個入口的位置,因此清軍在四維高中附近的這個入口發動猛攻,但是卻不得要領,一進入Dagubuwan就被砍殺,使得入口處的清軍屍體堆積如山;後來清軍改採火攻,在箭尾的部分點火射進部落來,使得刺竹、茅屋都被燒毀。為了不使撒基拉雅人被滅族,因此在頭目們商議後決定開門投降,結束這場戰役。
戰役結束之後,清廷為了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,而將頭目當中的Muibalik及其夫人Yijep處以死刑,並叫附近的南勢阿美前來觀看。其中Muibalik被處凌遲,相當殘酷。他被綁在茄冬樹上,再用刀片一刀一刀慢慢割,從早上大約九點左右直到下午太陽下山才死亡;而Yijep則被綁在劈開的圓木上,再蓋上另一半圓木,然後由清兵踩在上面,大約二十分鐘左右Yijep氣絕身亡。但悲劇並未因此畫下句點。
當時的清軍將領是吳光亮,他擔心撒基拉雅人會東山再起,因此強迫遷社,而建立Chibaugan(飽干,今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Maivuru(馬立文,今瑞穗鄉舞鶴村紅葉溪畔)、Karururan(加路蘭,今豐濱鄉磯崎村)等社,而留在Dagubuwan原地的將社名改為「歸化社」;部分族人則散居在美族人的部落中,使得力量大減。日據時代,Chibaugan社眾跨過美崙溪再次北遷,而建立了現今北埔村(於今新城鄉境內)。
遷社後,撒基拉雅人大多被附近的阿美族人童話,只有居住在四維高中附近的族人仍以撒基拉雅話來交談,並且在每年八月底、九月初,當刺竹尾端彎下時舉行傳統的豐年祭(rarigi)。
撒基拉雅人現況
從祖先來到Dagubuwan之後,撒基拉雅人的大本營一直都在四維高中附近,但民國二十七、八年時,發生了大洪水,沖毀了他們的部落,因此他們只好向西越過砂婆礑溪,逃到現在的國福社區。
光復後,政府在區劃原住民族群時,由於撒基拉雅人與阿美族人住得很近,加上曾遭清軍遷社,深怕再遭報復,因而不敢承認自己是撒基拉雅人,以致於被劃為阿美族人,事實上在語言方面有很大的差異。例如:牛,撒加拉雅人叫gadalalan,阿美族的南勢阿美族群稱為lalaba(南邊族群稱為gulung);衣服,撒基拉雅人叫zigut,南勢阿美稱為vazui(南邊族群稱為lipot);女孩子,撒基拉雅人叫dadaiina,南勢阿美稱為vavahi(南邊族群稱為vavahiyan)。而整句會話時的差異性更大。
今天,我們習慣地稱四維高中附近為「佐倉」。這是因為茄冬樹的sakulu來的,早期漢人移墾時,稱這附近的聚落為「茄苳腳」(ga-dang-ka)。到日據時代(民國二十六年),日本人依據sakulu的發音,改成諧音字的「佐倉」(sakura);光復後行政區域重劃時,被劃成國福與國慶二里。
結語
回溯花蓮地名的由來,除了使我們認識這個區域的人文與歷史之外,也瞭解了撒基萊雅人的興盛與衰亡。
目前,撒基拉雅人正逐漸的「阿美化」或「漢人化」,而逐漸地喪失他們文化的主體性,如果政府或有關單位能夠加以關懷,或許這支「奇萊」民族仍能找到自我,豐富我們的文化內容;否則,當他們真的被完全同化了,那gadalalan、dadaiina的撒奇萊雅化將成為絕響,而「奇萊」民族就將只能在文獻中加以憑弔了。
花蓮自古以來即是一個多族群分布的區域,加上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,從地名便可看出這個現象:有原住民的地名(如:馬太鞍)、漢式的地名(如:順安)、日式的地名(如:瑞穗)及深富政治意味的地名(如:光復)。從前對花蓮的稱呼相當多,有「李奧特愛魯」、「哆囉滿」、「崇爻」、「澳奇萊」、「奇萊」、「洄瀾」、「花蓮港」等。
所謂的「李奧特愛魯」(Rio Duero)是明朝弘治年間葡萄牙人航海經過東台灣時,對花蓮溪附近區域的稱呼,其意為「產金之河」。而「哆囉滿」則是西元十七世紀,西班牙佔據台灣北部(西元1626至1642年)時留下的地名,當時曾留下紀錄談到台灣東部海岸的Turumoan(音譯為「哆囉滿」)有很多的沙金,北部金包里(今台北縣金山鄉)的凱達格蘭族人(Ketagalan)常常到此地進行交易,這大概就是「哆囉滿」地名的來源。
而「崇爻」(Tsongau)在清代的文獻中常可見到,其地名來自於昔日阿美族人(Ami)對溪邊居住在中央山脈進山地區的太魯格人的稱呼。「崇爻」是「猿猴」的意思,因為太魯閣人攀登非常敏捷,漢人以為它是地名而流傳下來。而「洄瀾」則是來自於早期移民者的經驗,當來自於今宜蘭縣的漳州人乘船來到花蓮溪口時,見到溪水奔注與海浪衝擊呈迴旋狀時,脫口而出「洄瀾」(Huelien);由於漳州人以河洛話的俗音唸「花」為Hue,「蓮」為lien,因此後來把「洄瀾」改成諧音的「花蓮」。到了泉州人進入花蓮後,改以河洛話的正音來唸,把「花」讀成Hua,而出現今天的「花蓮」(Hualien)的地名;而溪水入海口的北側聚落就被稱為「花蓮港」。
花蓮還曾被稱為「澳奇萊」或「奇萊」。傳說從前在花蓮市區居住了一支原住民族群,他們自稱為「撒基拉雅」(Sakiraya),當時西班牙人以為這是個地名,因此寫成了「沙奇萊亞」(Saquiraya)。後來漢人因聽不清楚發音,寫成了「澳奇萊」或「奇萊」。而在清代的文獻中,有「均榔」、「筠郎耶」、「今老耶」等稱呼。
美崙山的神話
按先後時間而言,在花蓮的先住族群以千年前的阿美族、太魯閣族最早,前者從豐濱海上登陸,後者從中央山脈翻山越嶺而來。松園所在的美崙山,阿美族人舊稱「八犁克」(Palik),是阿美族神話的原鄉。我們很難想像現在每天千人以上例行運動的小山崙,路邊不經意的荒草樹石中,恍惚記憶著上古神物慢走的痕跡。
傳說阿里卡該(Alikakay)是個身體碩大的巨人鬼神,祂金髮、碧眼、毛胸、藍膚、身材巨大,能夠站在海上呼風喚雨,改變天氣,時而盤踞在美崙山上,做惡人間。奇萊平原(昔日花蓮市)各族人奮力與之對抗,隔著水草豐美、泊泊泉流的美崙溪,戒慎恐懼的生活著。族裡的巫師用台灣茫「希納里迪」(hinalidih)結界,畫神聖與世俗空間,從此,阿里卡該不再四處捉弄與作怪,相反的,用他的廣大神通,幫助族人生活。
昔日主人/撒基拉雅人
撒基拉雅人的祖先是從東海岸的鹽寮(今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)附近上岸,渡過湍急的花蓮溪,來到了今天花蓮市的西邊,開始在奇萊平原發展。撒基拉雅人在花蓮市區發展得很快,尤其在現在的花蓮車站到四維高中一帶。為了保護族人,防止外人入侵,他們會在部落的外圍種植刺竹,把生活空間層層地包圍起來。根據該族長老的口傳歷史,他們每八年就會產生一個「年齡階級」,而每當最年輕的年齡階級出現時,就種一圈刺竹,因此到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是延伸進入後山(光緒元年:西元1875年)時,刺竹已長到五、六十公尺的深度了。
最初,撒基拉雅人的大本營在四維高中一帶,稱為Dagubuwan(即「達固部灣」),在清代的文獻上稱為「竹窩宛」。隨著人口增加及耕作等需要,慢慢地形成了六個主要的部落:即大本營的Dagubuwan、Navaguwan(位於今花蓮舊火車站一帶)、Chihaugan(即「飽干」今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Damasaiidan(今花蓮市北濱街)、Duabun(即「大笨」,今花蓮港口附近的華東路一帶,又稱為「美崙鼻」)與Bazik(今美崙山麓)。當時在Dagubuwan裡面有五個頭目,為政治中心的領導者,負責部落內所有的政令與事務。
蘇澳加禮宛社的噶瑪蘭人,在道光二十年(西元1840年)左右,分成陸路、海陸前往後山的奇萊平原。當時,在今花蓮市的美崙山麓及平原地帶居住著撒基拉雅族人(Sakiraya),當他們經海路在鯉浪港(今美崙溪口)上岸而想定居於此地時,雙方曾因美崙溪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。因為這條河川是撒基拉雅人重要的捕魚區,後來經過談判,雙方和平解決;加禮宛社眾渡過美崙溪,會合由陸路前來的族人後,卜居於今新城鄉嘉里村。由於當時移居人口中已加禮宛社丁口最多,而且又以其為主導,因此以「加禮宛」來命名這個新建的部落。
後來,噶瑪蘭人和撒基拉雅人和睦相處,並曾從十六股(今花蓮市「延平王廟」附近)出共同打擊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,甚至追擊到現在的秀林村(今花蓮縣秀林鄉)附近,可謂相當英勇。
漢人抵達
東部花蓮的開拓,在時間上晚於西部近兩百年,十七世紀時代的漢人認為過了基隆便無路可走,只能搭小船沿海而行,到了新城附近,便人煙罕至。十八世紀時期,花蓮仍然屬於原住民的活動範圍,到了十九世紀後期(1870~1890年間),漢人社會才在東部逐漸成形。
在文獻記載中,早在清康熙三十二年(西元1693年),漢人合賈(股)往來沿海貿易的陳文、林侃因為遇到颱風,使得船隻飄到了奇萊,而與當地的「番生部落」交易,並居住了一年,這大概是漢人跟撒基拉雅人最早的接觸記載。而到了康熙三十五年(西元1696年)冬天,擔任雞籠(今基隆)通識的賴科,因為常在社番之間出入,得知後山有番人居住,而想跟他們交往,因此跟七人為伴,晝伏夜行,經過數十個番社,並翻越崇山峻嶺到達後山,當時曾使均榔(即撒基拉雅)、斗難(今荳蘭,在花蓮縣吉安鄉田浦、宜昌、南昌一帶)、竹腳宣(即七腳川,今吉安鄉太昌村一帶)、薄薄(今吉安鄉仁里村一帶)、芝武蘭(即泗波蘭,在今花蓮縣壽豐鄉港口村一帶)、機密(今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一帶)、貓丹(即馬太鞍,在今花蓮縣光復鄉大馬、大華一帶)、丹朗(即太巴塱,今光復西北富村一帶)、水輦(今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一帶)等九社附阿里山鄒族(Tsou)向清廷輸餉,但並無漢人拓墾事蹟。
拓荒開墾紛爭不斷
直到清嘉慶十七年(西元1812年)八月,來自噶瑪蘭的漢人李享、莊找奇萊一帶募佃墾殖,因為侵犯到撒基拉雅人的地盤,使他們不愉快,所以在道光四年(西元1824年)撒基拉雅人發動了攻擊,而李享等人只好放棄墾地,走避於南勢(今吉安鄉)。到光七年(西元1827年)五月,吳全等人又從諸社購得北起得其黎(今花蓮縣新城鄉立霧溪流域),南至大鼻(即大笨、美崙鼻)之地,並且招募佃人繼續開墾。結果,又遭撒基拉雅等原住民襲擊,加入的墾民入墾瘴癘之地後發水土不服而生病,甚至死亡;不久,吳全因罹患疾病而去世,使得諸佃恐懼,不安耕作,許多人因此逃回噶瑪蘭,或南下進入秀姑巒阿美的勢力範圍,於是多年經營的耕地又變成了荒蕪之地,而李享、莊找亦不知所終。
咸豐元年(西元1851年),以黃阿鳳為首的一干人招募二千二百餘名漢人入佃十六股。後來黃阿鳳因為水土不服而病死,其餘漢人則繼續從事開墾;到了咸豐八年(西元1858年)的六月,墾眾與撒基萊雅的Dagubuwan發生衝突,最後在漢人同意每月供給酒及若干布疋的條件下雙方談和;但在同治三年(西元1864年),雙方又發生爭端,直到同治六年(西元1867年),在漢人死傷半數而力屈敗走後才落幕。
但外力的衝擊並未完全結束,隨著廷「開山撫番」政策的推動,撒基拉雅人的命運命運從此改變。
族人面臨外力入侵
同治十三年(西元1874年),發生日軍進犯南台灣的「牡丹社事件」,為避免外國勢力對後山地區的覬覦,清廷開始注意到台灣後山的經營,而著手「開山撫番」。光緒元年(西元1875年),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式進入後山,並在各地駐紮軍隊,同時也鼓勵漢人到後山移墾,使得後山的原住民族群受到更大的出衝擊。
光緒四年(西元1878年)三、四月間,在美崙溪北邊的加禮宛社因陳輝煌以官均身分招搖撞騙,又按田勒派,詐索加禮宛社的噶瑪蘭人不少金錢;又發生官軍購買土產時過於欺壓,且有凌辱婦人之事發生,使其忍無可忍,乃聯合與其關係良好的撒基拉雅人共同抗清,而爆發了「加禮宛事件」。
根據撒基倆人的口傳歷史,當時因為Dagubuwan外圍有深厚的刺竹林保護著,加上只有兩個對外的通道,不容易進攻,使清軍傷透了腦筋。後來,因為與他們敵對的Vaguai(從其發音來看,可能是指Dalugu族的木瓜番)向清軍密報兩個入口的位置,因此清軍在四維高中附近的這個入口發動猛攻,但是卻不得要領,一進入Dagubuwan就被砍殺,使得入口處的清軍屍體堆積如山;後來清軍改採火攻,在箭尾的部分點火射進部落來,使得刺竹、茅屋都被燒毀。為了不使撒基拉雅人被滅族,因此在頭目們商議後決定開門投降,結束這場戰役。
戰役結束之後,清廷為了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,而將頭目當中的Muibalik及其夫人Yijep處以死刑,並叫附近的南勢阿美前來觀看。其中Muibalik被處凌遲,相當殘酷。他被綁在茄冬樹上,再用刀片一刀一刀慢慢割,從早上大約九點左右直到下午太陽下山才死亡;而Yijep則被綁在劈開的圓木上,再蓋上另一半圓木,然後由清兵踩在上面,大約二十分鐘左右Yijep氣絕身亡。但悲劇並未因此畫下句點。
當時的清軍將領是吳光亮,他擔心撒基拉雅人會東山再起,因此強迫遷社,而建立Chibaugan(飽干,今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Maivuru(馬立文,今瑞穗鄉舞鶴村紅葉溪畔)、Karururan(加路蘭,今豐濱鄉磯崎村)等社,而留在Dagubuwan原地的將社名改為「歸化社」;部分族人則散居在美族人的部落中,使得力量大減。日據時代,Chibaugan社眾跨過美崙溪再次北遷,而建立了現今北埔村(於今新城鄉境內)。
遷社後,撒基拉雅人大多被附近的阿美族人童話,只有居住在四維高中附近的族人仍以撒基拉雅話來交談,並且在每年八月底、九月初,當刺竹尾端彎下時舉行傳統的豐年祭(rarigi)。
撒基拉雅人現況
從祖先來到Dagubuwan之後,撒基拉雅人的大本營一直都在四維高中附近,但民國二十七、八年時,發生了大洪水,沖毀了他們的部落,因此他們只好向西越過砂婆礑溪,逃到現在的國福社區。
光復後,政府在區劃原住民族群時,由於撒基拉雅人與阿美族人住得很近,加上曾遭清軍遷社,深怕再遭報復,因而不敢承認自己是撒基拉雅人,以致於被劃為阿美族人,事實上在語言方面有很大的差異。例如:牛,撒加拉雅人叫gadalalan,阿美族的南勢阿美族群稱為lalaba(南邊族群稱為gulung);衣服,撒基拉雅人叫zigut,南勢阿美稱為vazui(南邊族群稱為lipot);女孩子,撒基拉雅人叫dadaiina,南勢阿美稱為vavahi(南邊族群稱為vavahiyan)。而整句會話時的差異性更大。
今天,我們習慣地稱四維高中附近為「佐倉」。這是因為茄冬樹的sakulu來的,早期漢人移墾時,稱這附近的聚落為「茄苳腳」(ga-dang-ka)。到日據時代(民國二十六年),日本人依據sakulu的發音,改成諧音字的「佐倉」(sakura);光復後行政區域重劃時,被劃成國福與國慶二里。
結語
回溯花蓮地名的由來,除了使我們認識這個區域的人文與歷史之外,也瞭解了撒基萊雅人的興盛與衰亡。
目前,撒基拉雅人正逐漸的「阿美化」或「漢人化」,而逐漸地喪失他們文化的主體性,如果政府或有關單位能夠加以關懷,或許這支「奇萊」民族仍能找到自我,豐富我們的文化內容;否則,當他們真的被完全同化了,那gadalalan、dadaiina的撒奇萊雅化將成為絕響,而「奇萊」民族就將只能在文獻中加以憑弔了。